门开了。是剧院的老板，一个五十多岁的法国男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西装虽然旧了但熨烫平整。看到她，愣了一下。然后他笑了——那种笑，是生意人看到钱的笑，是普通人看到熟人的笑，两者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更多。
“奥萝拉。你回来了。”
“回来了。”
他上下打量她，“你瘦了。”
“没事。嗓子没变。”
老板侧身让她进去。
里面很暗。走廊里堆着打扫用的水桶和拖把，墙上原来的法国海报都被撕了，只剩下胶水留下的灰白色痕迹。舞台的方向传来工人钉东西的声音——德国人在换幕布，深红色的新天鹅绒，边缘绣着收翅的金色鹰徽。
她往后台走。化妆间和她离开时一样，又不一样。梳妆台还在原来的位置，镜子还在，但镜子旁边多了一张纸——用德文和法文写着注意事项：演出准时开始，不得擅自更改曲目，不得与观众发生争执，如有问题请联系管理人员。
她坐在梳妆台前，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。四个月没进过这个房间，镜子里的脸似乎也陌生了一些——瘦了，颧骨更明显了，眼窝微微凹陷，但还是那双眼睛，浅栗色，眼尾微微上挑。
她打开梳妆台的抽屉，里面还留着她的东西：一盒粉饼、一支口红、一把眉刷。粉饼已经用了一半，口红也只剩半截，但颜色还在——大红色的。她拿起口红，旋开，在手背上试了一下，涂在手上像干涸的血。
门外传来老板的声音：“奥萝拉，德国人那边说要补登记。你带证件了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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